遭洗脑、判刑迫害 贵阳优秀教师控告元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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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圆明网】贵州省贵阳市法轮功学员周清是一名教师,因坚持“真善忍”信仰,被开除教职,多次被绑架囚禁、关洗脑班,并遭非法判刑等迫害。

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,当时四十五岁的周清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,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。以下是周清在《刑事控告书》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:

一、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

我原本就是一名气功爱好者,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书店去找一遍,看还有没有新的气功书。1996年的夏天,我到书店看到有四本《转法轮》,就买了一本回家看。两个月后一名学生告诉我在京山县的大礼堂有炼功点,因此我找到了炼功点,学了法轮功的动作,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功。

我的身体本来并无大病,但体质不太好,冬天里时常咳嗽,吐出一种很粘的痰,痰的下边都落到地上了,而根还在喉咙里,很难受。修炼法轮功后,当年的冬天这种症状就不知不觉消失了。

另一个表现就是我身上带有良性乙肝病毒,修炼法轮功之前,一次只能吃一、两块肥肉,修炼后一次可以随便吃上七八块都没问题。也就是说我通过修炼法轮功,体质得到了明显的改善。

修炼法轮功后,我也明显地感受到自己的道德在升华,体现在很多方面,不过由于篇幅所限,又由于我是一名教师,仅举两个例子说明自己修炼后的变化:

学生评教:百分之百的“A”

那是在一九九九年之前,一次我带高一两个班的课,教学过程中我总是尽量按照“真善忍”的标准来要求自己,比如批改作业时不只是打勾或打叉,同时还注明问题出在哪里,或对某些学生给予鼓励等。快到一年时,学校按常规进行教学大检查和学生评教,学生评教是每个班的学生对教本班的所有老师进行综合评价,包括业务水平、教学成绩、师德规范等许多方面,分A、B、C、D四等。为了避免有不正确的导向,学校规定:百分之零的作废,百分之百的也作废,因为这两种极端的情况都是不可能的。

但在这次的学生评教中,我就正好得了个满分:全班七十六名学生,人人都给我打了个“A”等。而且学校根据我一贯的表现,认可了这个百分之百。另一个班上的得分也是班级最高分。当时有一个年轻老师跟我开玩笑说:真不愿跟你带同一个班的课,总是屈居第二。

学校评价:不求名利令人叹服

有位同事生病住院了,老师们都去看望,但都忘记了另外一件事:帮忙上课。而且,学校领导也忘了。我发现这个问题后,默默的帮助把课上了。等到有关领导想起这事,我已经上了好几节课了。

代课结束后,有关领导找我问起代课节数。因为这位教师少上了课,要扣除相应的钱,而我则要得相应钱的一点五倍(学校的规定)。我说,同事之间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。同事生病了,本来就痛苦,还扣别人的钱,不太好。而我也不会计较这些。而且我也确实不记得我到底代了几节课。

几天后,领导给了我一封信。原来领导找到别的老师核实了我的代课情况,如实算了代课费,还另外奖了我80元。我思考再三,决定将这80元退还,便写了一封回信,告诉领导:我们炼功人本来就是要为别人着想的,不会在帮助别人时还想得到回报。若是反而多得了报酬,则完全违背了我的初衷。

领导见到信后,直接找我谈话说:我知道你们不求名利,但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并不在这里,我们学校太需要这种精神了。这80元钱也不是奖给你个人的,而是为了鼓励这种精神。我见领导有如此好的认识,便收下了领导的一片诚心。几天后,学校通报了这件事,最后写道:“……不求名利,令人叹服。”

二、我及家人被迫害经历

但自从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发动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,一切都反过来了。

一九九九年九月底,利用学校放假的时间,我和妻子抱着才一岁多的孩子,依法到北京上访,目的是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证明法轮功是好的。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早上,因找不到信访办的位置,我们到天安门看升国旗,有人(便衣)问是不是来上访的,然后就让我们上车,说带我们去。我们信以为真,怀着几分感激上了车。可车子直接开进了一个公安局,把我们关了起来。随后我们就被转到京山县驻京办事处,然后学校来人接我们回京山。妻子和一岁多的孩子回家了,而我却被关进了看守所,中途学校经常有人到看守所逼迫我放弃信仰。三个月后,记得离过年还有两天时才放我回家。

为迫害而造假、造谣

到了二零零零年,学校安排我同时带高二的三个班,我一样的尽心尽力。一次月考后,学校按照以往高考中的一本二本分数线划线,评价各班的学生考试成绩,我带的三个班得了六个A等(也就是全部是A)。

迫害初期,校长黄晓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:锣做锣打,鼓做鼓敲,那意思是虽然执行江泽民的迫害政策,但工作成绩还是肯定的。但越到后来,就连基本的事实也不顾了。比如:在青年教师竞讲比赛中,我得了物理组的第一名,他叫中层干部许华东私下给我奖金,但荣誉名单上却不写我的名字;学生评教中,我又是班上的第一名,他又把我的名字去掉,把第二名当成第一名,同时又在教师大会上说这次学生评教是完全公正的,领导没有任何的……年终评选中,我总是不及格,一位老师同情地说:对不住你,上面有规定。

一次我问人保主任张本贵老师,为什么对我造假?他说:你还说呢,那一次上级问我,说你表现的怎样,我只说了句“还可以”,他就说我政治觉悟不高,并说:炼法轮功的教得再好都是不好。与此同时,县里的媒体又在宣称:炼法轮功的不要家庭,不管孩子,工作不努力,年终评比不合格。

因信仰被非法拘禁

到这学期中途的时候,教委主任李金标到学校考察时,专门找我,问我是否还在炼法轮功,为什么炼?我仅回答说:在炼,因为对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有好处。他就说我“反党”,马上就要把我关进看守所。后来和一中校长黄晓秀协商了迫害方式后,把我非法关押在学校一个月。在这一个月中,校长黄晓秀多次利用我的亲人们给我施加压力,逼我就范。

在这期间,学校正好又进行学生评教。一位家长在对我的评价上写着:强烈要求工作责任心强的、炼法轮功的老师回来上课。这位家长就是学校的一位领导,她女儿在我班上,我带她们之前的一次考试,他女儿得了39分,我带了几个月后,这次考试中,他女儿得了123分。还有一位家长告诉我,她们好多家长到校长办公室找校长黄晓秀,要求放我出来上课。可黄晓秀吼她们:我的老师是我管还是你们管?

这还不够。有一天,一中校长黄晓秀到我家里,故意对我父亲说:我们本来想把周清提拔当干部的,就是因为他炼法轮功……我父亲可是一辈子的农民,这样的言辞直接导致父亲逼迫我保证不再炼功,被我拒绝后说要买农药和我同归于尽,说“我的儿子为什么要被别人整来整去的,不如自己整死算了。”

七月十日,高考结束了,学校开教职工大会。会上,校长黄晓秀又宣布了几十位老师的名字,强令他们轮番对我洗脑。会后,我作出了决定:辞职。中午我把辞职报告亲手递给了校长黄晓秀,他笑着说让我再想想。可我刚回到家,门卫李荣华就闯进我的家里,把我控制起来,随后京山县新市派出所的王利斌到我家说公安局长要找我谈话,把我骗到了看守所关了起来,这一关就是十五个月零二十天。这期间我被多次在京山一看(京山县第一看守所)、京山二看(京山县第二看守所)和新市派出所之间来回关押。这期间他们还有以下几件非法事件:

被关洗脑班

有天上午,公安和“610”的人从京山二看把我带走,到了荆门大酒店,进行非法洗脑。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坐一边,武汉的几名教授坐对面,市“610”的坐两边。我讲了自己从科学角度对法轮功的理解后,本来安排来给我们洗脑的粱木生老师(武汉理工大学政法系的博士生导师)问“610”的人:能不能带我到他住宿的房间谈?得到同意后,我们到房间里私谈到了深夜,等京山县警察进来时,我与粱老师还在交谈,他们就又说要我为他们考虑,他们要回去休息了。于是我与粱老师互相留了地址,并再三叮嘱要我出去后一定去找他。当时警察很尴尬。

还有一次,县“610”又把我绑架到荆门的一个民兵训练基地非法洗脑。在那里我得知很多学员是在单位被非法绑架去的。洗脑班里用粉笔写了诽谤我们师父和法轮功的标语。还逼迫我们看江泽民一伙的造谣录像。中途有女学员帮助食堂师傅洗碗,后来食堂师傅告诉她们说:“610”的人命令他们不准学员帮助洗碗。但师傅们在我们走时特意给我们多加了一个菜表示感谢。

被关看守所

由于长期被无理由的非法关押,我们开始绝食抗议。很快警察来了,把我们转到了京山一看。在当天晚上(当时是冬天)就被强迫洗冷水澡,好一点的衣服被牢头们私分,然后被看守所干部教唆的牢头用脚猛踢胸部等,而干部在监控器中都能看到却有意不管。第二天才转到另一个号子里,我开始每天吃饭,但连续十天肚子越来越胀,却解不出大便。那个号子里的牢头说他看到我起床时都是先把身体慢慢侧转,再慢慢起的床,他不忍心再迫害我。

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,学生由于没有合适的老师上课,写联名信到学校和县委,要保我出来上课。学校和县委不但不接受学生的请求,反而造谣说“周清煽动学生造反”,因此而对我长期关押。

到了被非法关押快十个月的时候,一天公安一科的吴安民到了京山一看,在号子的窗口喊我签字。我看是《解除监视居住决定书》,就签了字,他随即错开纸,下面一张纸上又有一个签字的地方,我问是什么?他欺骗我说是“一样的”,我想可能是留一份给我吧,就又签了字,他拿起就走了。到了晚上,我问干部为什么还不放我,干部说第二份是《继续监视居住决定书》。这样我又被非法关押了六个月。

遭经济迫害 遭开除公职

在我被非法关押于京山县第一、第二看守所期间,学校正在换工资卡,等我能走动之后,去财务室领新的工资卡,却被告知:“610”主任郑代盛等到学校非法拿走了我的新工资卡,说是为了管我他们付出了很多,需要报酬。

二零零一年十一月,我终于被放出回家。校长黄晓秀执意不让我上班。先是说他不让我上班,随后改口说,我能不能上班,由校行政会研究决定,我说“那行”。几天后他又说:我一个人就能决定了,你不能上班。我知道那是因为校行政会的领导几乎都同意我上班。

为了生存,我又去找一家私立学校,校长非常热情,表示对我很放心,很希望我能去上班,对学校的名声一定能起很大作用。回头一位老年的学员找到我,转告了校长的意思:他非常不愿意伤害我,但他实在不敢接受我去上班,怕上面找他的麻烦,并向我道歉。

到了二零零一年年底的一天,校长黄晓秀突然带着教物理的前辈陈映春老师来到我家,校长黄晓秀那天特别客气,表示要我上班了,教高三复读班,两个班,高考完后给我绝大部份的报酬,包括奖金,第二天就上班。等我上班后才知道,那是因为急缺老师,不得已才让我上班的。

二零零二年七月,高考终于结束了,校长黄晓秀也不再理会我。直到第二个学期,我主动去找校长黄晓秀说工资问题,他说,按课时费算吧,你自己数一下自己上了多少课,给你算课时费。我只得自己算了课时,去找教务处核实。教务主任说:你周清算的不用核实,直接给钱。可大约只算了一千多,完全不是一个高三老师的待遇。

二零零三年正月,校长黄晓秀、团委书记黎作祥、门卫仁义成三人一大早就闯进我家。校长黄晓秀说派我去培训,我就问培训什么,他一次一次的绕,我就一次一次地问,最后他终于说了实话:要绑架我去洗脑班,要我马上收拾衣服,现在就走。我回到房里给妻子说了这个事,妻子过来和校长黄晓秀评理,校长黄晓秀蛮横地说:周清要不去,马上打电话叫派出所来。妻子冲到了楼房外喊:老师们哪,我家周清犯了什么法哪?校长黄晓秀要一次一次的迫害他……校长黄晓秀在屋里紧张地对我说:快去叫她别喊了,又不是什么坏事(恶人都怕曝光,只因良知尚存)。我说:既然不是什么坏事,叫大家都知道不是更好?我出去对妻子说:你继续喊,我走了,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就这样我被迫流离失所。但妻子随后却遭到了校长黄晓秀的报复:不让她到家里住(我们家就在学校里)。

我流离失所期间,校长黄晓秀又到处找我,想抓我回去。当找不到我时,又非法把我开除。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干时,他又说,我们到处找你回来上班,是你不回来。学校有规定,三个月不上班就除名。

被迫害致下肢瘫痪

后来我到了孝感,在一个租住的房子里做讲真相的资料。二零零四年七月八日,我们被孝感国保非法抓捕。

那天一早有人敲门,我们以为是房东,就开了门。进来三个人,没有出示任何证件,就绑架我们,出门时我们喊“法轮大法好”,他们就下重手殴打我们,直到进到车里才停止。

我们租住的房里本来放了一万元钱。非法审问时,一个警察刚一问我:那一万元钱准备干什么的?另一警察马上碰了他一下,他就不再问了。我就推测那钱被他们私分了。

在看守所我绝食抗议,后来一位看守所的老干部找我谈话,说他每次上班都提心吊胆的,生怕出什么事他承担责任。我不忍心,就恢复了吃饭。那里的伙食非常差,饭中经常能看到老鼠屎,最多的时候我看到过四颗(一个碗里),只能用勺子舀一点饭盖住,再接着吃剩余的饭,再看到就再盖住,再吃剩余的饭。

那里牢头(头档)睡大约一米二的宽度,二档是头档的一半,后面的就挤着睡,大约四个人睡的宽度相当于头档一个人睡的宽度。有一天我半夜起床小便后,发现挤不进去了。后来我就干脆睡厕所边的地板上,有一天醒来发现嘴边好多蚂蚁。后来两腿越来越没有力气,最后到完全瘫痪的地步,腿越来越细,但痛觉还在,就是支配不了。同时嗓子也开始出问题,最后发展到完全不能说话,连“啊”的声音都发不出来,声带完全无法震动。

夫妻被绑架到洗脑班

在我的身体如此虚弱的情况下,孝感国保还是把我绑架到了汤逊湖洗脑班,在那样的环境中,我的身体进一步恶化,每时每刻都象有几百根针在不停地刺我的脚掌,但嗓子又喊不出来,就这样完全不可能正常思考问题的情况下,被他们洗脑。

后来洗脑班的人把我弄到医院去检查,第一家查不出任何问题,第二家(武汉的一家军医院)说要把脊骨上刺六个地方,把骨髓抽出来化验,才有可能检查出是什么病。但这本身就非常危险,所以要家属签字才行。这样他们才请示上级“610”,上面来人看了我的情况,还对我说了一句“我们象亲人一样关心你”,然后由我三哥签字取保,背我回家。

家里对我的病情毫无办法,父亲对我说: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,你自己的身体也只有你自己清楚,现在只有你自己决定怎么办了。我要求回到县城妻子身边。通过慢慢地修炼法轮功,我的身体又开始慢慢恢复。
但县“610”知道这个消息后,又威胁妻子的家里人,把她诈骗到了荆门市的洗脑班,逼她放弃修炼,而那时我还只能坐在凳子上,用两个方凳子依次挪动着去上厕所。

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二日,当时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,三哥来电话说孝感要来人看我,我说不想见他们,三哥三嫂说我要不见他们,他们就要把三哥抓走。

我接到孝感姓曹的警察的电话说到了学校门口,不知道我的家,要我去接,我去后又说到车里谈一下,进去后就告诉我,还得到孝感一趟。我问他为什么撒谎,他说不这样说你会来吗?就这样我又被关进了孝感一看,等待非法开庭。

被非法判刑四年

在非法审判中,我说了两个问题:一是“你们所讲的一切不能作为罪证,我所做的一切没有对社会造成任何危害:第一次,我去北京信访办,连一句话都没说就被非法抓回来并非法关押了三个月,请问我触犯了哪条法律?第二次,学校领导将我关到一个小黑屋里,校长私自将我非法关押1个月,我也不知我犯了什么罪?第三次,我被绑架到武汉市汤逊湖洗脑班,被迫害得全身瘫痪,也不知我犯了什么罪?宪法中没有哪一条说炼法轮功犯罪……”二是我问他们:你们一直都造谣说法轮功不要家庭,不要工作,可我身体稍微好一点就在复习功课,准备找工作,可你们却又把我骗来要审判我们,到底是我们不要工作,还是你们不让我们工作?

后来我被非法判刑四年。三哥后来说,当时他们本来想判你缓刑的,但你“居然敢翻供”(注:引述孝感国保的话),他们觉得要是判了缓刑,不是说明你们搞赢了,所以就改判四年。当时的审判长叫涂自敏,审判员叫汤珊。

后来我被劫持到沙洋范家台监狱。

在入监队,警察沈建军多次威胁我,一次说:周清,到了这里,你是想“转化”也得“转化”,不想“转化”也得“转化”。还有一次,他拿来所谓王进东的书,命令我看,还说必须做笔记,写心得,并威胁我。

在四监区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被关在二楼,湖北省安陆市法轮功学员栾建军被关在一楼。有一天警察段区长找我们开会,说一楼有法轮功自杀,并强调说绝对没有人打他,“不信可以去调查!”我就举手,他却不理我,我又写了个条子,让包夹交给了他,他还是不理我。

散会后,段区长找我到警察办公室,问我有什么想法,我又重复了这个意思,段区长再次向我保证:绝对没有人打他。我说,您这么有把握,我就想去问一下,您让包夹跟着我都行。他最后说,怎么可能让你去调查呢?!我问:既然不准调查,为什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可以去调查?他说:在那种场合肯定得那么说嘛。我又问他为什么说谎,他最后说:我又不炼法轮功。

偶尔我见到同修栾建军,见他脸色越来越差,精神越来越不对劲,就问段区长怎么回事,段区长说他有精神病,还说给他吃了治精神病的药。我又问药是哪里来的?最后段区长承认说,是他自己从监狱外面找医生开了药,带进来的。最后当栾建军生命垂危、神智不清时,段区长才让我去见他,要我去做他的工作。当我见到栾建军时(当时段区长也在场),特意问起是否有人打他,栾建军亲口告诉我,包夹不仅打他,还威胁他说不“转化”就天天打。当栾建军神智稍有清醒时,段区长又不准我见他了。

出狱之日又被囚洗脑班

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五日,那是我被非法判刑期满的日子。一大早亲人就到了,可他们就是不放人,等着联系绑架我的事。直到中午,他们安排妥当了,才让我往外走,走到离四监区(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监区)比较远而又没到监狱门口的地方,两个武警从后面把我绑架,塞进了一辆车里。我大声喊“警察绑架大法弟子啊”,两个武警就把我按倒在座椅下面的地板上,把我的手腕折得我不能动弹,捂着我的嘴,骗过了我的亲人,把我绑架到了武汉汤逊湖洗脑班。这过程中有国保大队长彭义林和京山县“610”主任田礼祥参与。在洗脑班门口,当我问到即使犯人刑满也该获得自由,他(“610”主任田礼祥)为什么这么干时,他说:“目前就是这种搞法。”

直到二零一三年,我在贵阳已经正常工作了四年,家庭也逐渐恢复了正常的运作时,国保大队的彭义林等三人专程从京山赶到贵阳要见我,我没有见他们,他托人传话说:如果我不见他,他就通过“组织”(指贵阳的“610”等)找我。在这种威胁之下,我打通了他的电话,劝告他“人心都是肉长的,都是几十岁的人了,何必那么卖命,最后落得个象王立军那样的下场。”他告诉我说:他限制了我的出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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